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目标在于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因此，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多样、层次多元、发展程度不一等客观实际和基本特征，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提出的战略要求，需依托现有的区域经济布局基础和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格局，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连续性与创新性并重、开放视角与内部视角统筹、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兼顾，明确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和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夯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空间棋局和坚实基础。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对接融合。“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总抓手，直接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目标和任务，对于统筹区域经济布局中的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应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顶层设计与各地方、各区域具体实施规划和方案的对接，明确相关省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形成上下互动、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优化沿海、内陆、沿边开放空间布局。发挥京津冀地区政策保障、文化优势，强化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示范功能，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和包容发展特色，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机对接，以开放带动沿江沿河产业、城镇和人口合理布局，统筹促进流域上中下游、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分工协作和要素合理流动。探索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模式，提升内河运输、化工企业搬迁效率，为“一带一路”走出去提供绿色协同发展样板。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促进水资源、防洪、岸线统筹开发利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模式。

　　优化提升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板块差异化发展重点和精准性。四大板块在今后一定时期仍然是我国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开展区域发展绩效统计和监管评估的重要单元和本底构成，应继续推进实施以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与时俱进赋予四大板块新的发展内涵和使命。东部地区应以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示范带动功能，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城市群、都市圈，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借鉴。中部地区应提升承东启西、联南接北的战略位势，发挥工业基地、物流枢纽、粮食生产等比较优势，创新发展通道经济，着力增强要素集聚能力，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和功能转移，加快培育内生性优势产业体系。西部地区应细分西北和西南板块实行差异化发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加强西北和西南板块经济联系，加快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空间集中布局开发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培育内陆和沿边开放新高地。东北地区应将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作为抓手，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提升装备制造、冰雪旅游、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竞争力，利用与东部沿海对口合作和东北亚国际合作的外力倒逼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加速提挡。

　　挖掘强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五大战略引领区发展潜力和示范功能。五大战略引领区覆盖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湾区经济、流域经济等不同空间形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承担着不同领域和方面的试验、示范、辐射和带动功能，对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统筹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要素资源配置，将产业关联配套分工协作作为协同发展难点，探索打破行政区划等级壁垒、促进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路径模式。长江经济带建设应重在建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统筹流域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产业和城镇布局，集中推动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化工等高污染企业搬迁、岸线高效开发利用等重点工作，强化其在东中西协调发展中的轴带引领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提升特区改革开放的优势带动效能，深化珠三角与香港、澳门的全面对接融合，重点推动轨道交通、优质生活圈、珠江两岸协同等重大建设，打造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国际化湾区经济样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以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两大领域率先一体化为目标，重点推动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和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强化世界级城市群和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加强水资源调配和防洪抗旱安全，统筹上中下游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产业和城镇布局，突出流域文化保护和开发传承，建设流域经济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生态经济轴带。

　　夯实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老工业基地七大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的基础保障和内生动力。七大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布局的短板所在，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上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反哺和扶持内陆后发地区和一些问题区域的阶段，这不仅事关内陆后发地区自身的发展，也会对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革命老区应突出红色资源开发和红色基因建设，加强红色旅游、教育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让革命优良传统转化为振兴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新动力。民族地区应弘扬民族文化、民族融合的传统，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优势，培育壮大民族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民族品牌影响力。边疆地区应强化固土守边责任担当，依托重要口岸和城镇完善交通、通信等通边抵边设施建设，稳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稳定边疆人口就业安居，筑牢沿边国防线和开放带。贫困地区应持续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扶持力度，重点关注因病因灾因学返贫问题和相对贫困群体，加强贫困人口技能培训和就业提供，健全巩固扶贫成效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生态退化地区应坚持以保护优先、分类指导、控制恶化为原则，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体，加强生态空间红线管控，探索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保障生态功能和服务的有效改善。资源枯竭型城市应以产业转型为龙头，带动城市转型和社会转型协同推进，着力培育接续性和替代性产业，扭转要素流失和城市收缩态势，营造“瘦身强体”的收缩型城市发展模式。老工业基地应以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为抓手，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体系，带动投资、就业、技术、人才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新技术新模式对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应用提升，打造宜业宜居活力城市。（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高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