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型全球化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坚持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想和政策应对。需要冷静、理性、辩证地看待“逆全球化”,中国必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在加强。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可结合“新型全球化”有序开展。

  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此次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该论坛并围绕全球化问题发表重要演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评论称,在中国成为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的道路上,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是合乎逻辑的一步。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Clauss)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面对日益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可以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低潮期。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想和政策应对。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者安德鲁?埃莱克(AndrewElek)所言,想要削弱传统贸易壁垒正变得越发困难,“一带一路”关注的是弥补各国在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这将有助于减少供应链的障碍,这种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合作是一个“正和博弈”,“一带一路”可以推动相关国家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新手段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准确认识“逆全球化”及其深层原因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进程。19世纪以降,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化获得充足动力,进而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亦是有起有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便是全球化的低潮期,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害人损己的经济政策,终致陷入惨烈战争之中。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步天下”为甚。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互联网经济勃兴,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助力下,跨国企业得以在全球构建生产链条。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廉价原材料和潜在市场吸引西方企业和资本家争相“开疆拓土”。对此,美国著名史学家韩德(MichaelHunt)曾批评说:“他们拥有一种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忽略当地人民的意见,在那些政府羸弱的国家横行无忌”。

  正如全球化的舆论旗手、《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也不只是一股经济热潮,它是一种替代了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全球市场的压力将迫使政府放权,私营部门随之扩权。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美国也将占据无可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的确,在苏联垮台后,很多国家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些长期远离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一时间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则成为全球化的另一动力来源。

  然而,时移世易,过去数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面临转折。美国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抱怨日深,认为全球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增,包括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技术优势渐被削弱。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质疑自由贸易理念,指责中国等国搞不公平竞争,誓言要帮美国钢铁工人重新赢回他们的工作。欧洲的“反全球化”情绪也日渐高涨,其对移民问题更为关注,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度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就。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之下,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陡增,欧洲一体化进程倍受打击。英国“脱欧”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势力随之做大,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丹麦“人民党”等等。

  在发达国家质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一时也无法成为支持全球化的旗手。过去几年来,“金砖国家”等难以保持“增长冠军”的头衔,它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不容小觑。中国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并且面临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就业市场等方面的艰巨改革任务。俄罗斯、巴西等长期以来依靠出口能源资源和大宗商品的国家,则需经历更为困难的转折期。土耳其等国还面临国内政治动荡的考验,非洲的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则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袭扰。此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也不应忽视,比如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动力”出现问题,世界也一直在承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去几年来,沉重的债务及其连带的经济不安全感,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跨境投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全球经济活动的脚步大大放缓了。美国和欧元区的需求大约降低了20%。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里,全球贸易增速是生产增长的两倍,体现了国际商品流动的高度活跃。但是,201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3.1%,而全球贸易仅增长2.8%。跨境资本流动也严重倒退,据称已经降低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全球化进程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虽续有发展,但“西方”、“资本”、“国家”这三个重要角色的位置却没有被摆正。其一,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美欧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力图以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其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导致美欧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而且还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差、地缘区位不佳的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全球发展的“边缘”地带,成为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势力的温床。其三,消减政府管制、弱化国家角色被当作全球化的目标,迷信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致使政府无为、治理缺位。简言之,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虽然总体上带动了世界的发展,但存在诸多弊端。实际上,西方精英也已经认识到,过去数年来,全球化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LionelBarber)所言,旧的、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1.0”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在迎来包含更多非西方现代性元素的“全球化2.0”时代。

  发挥“一带一路”对新型全球化的引领作用

  需要冷静、理性、辩证看待“逆全球化”现象。“逆全球化”本身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全球化所推动的国际贸易、跨境投资、人员流动、技术扩散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抛弃全球化,而在于如何弥补全球化的缺陷,如何校正全球化的失衡,如何激发全球化的动力。

  世界呼唤“新型全球化”。较之以往的全球化进程,新型全球化应具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实施“结构性改革”,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擅于为长期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以往,总是西方国家“开药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大政府”和“自由市场”不足,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以削弱政府管制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新型全球化需要重新认识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注重“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相互结合。要鼓励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纠正“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弊端,推动全球各国的协同改革和“共同进化”。其次,新型全球化需更为重视处理“分配的政治”。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聚焦于“增长”,那么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就应当格外着力应对“分配”的政治,努力降低经济、社会和机遇的不平等。“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亟需改变,应进一步提升“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让发展更具包容性,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享有全球化的成果。第三,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节制资本、增进公益,通过绿色金融、跨境联动等新方式予以应对,减少“全球治理赤字”。

  推动新型全球化,中国势必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在加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应当为“新型全球化”做出理念贡献、机遇贡献、制度贡献。在当前全球化面临转折的关键节点,需从新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刻意义。应该说,“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积极探索,是凝聚共赢发展力量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引领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对“新型全球化”具有显著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既为长期处于“全球化洼地”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助其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也有望为发达国家增添发展动力。第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交往为基础,保障有关各方平等参与、共商共享的权利。“一带一路”建设不搞等级制、排他性安排,力求开放性、网络化合作,鼓励“多拆墙、少筑墙”。第三,“一带一路”践行互利共赢理念,在坚持国家自主发展的同时,努力寻求各方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第四,“一带一路”注重发挥政府的合理引导作用,而不是任由“资本”逐利扩张,强调为相关国家的普通民众谋福。第五,“一带一路”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观念,坚持和而不同,倡导成人之美,主张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

  过去四年来,从“愿景图”到“路线图”再到“施工图”、“样板间”,“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议程设置、倡议实施、力量动员、网络构建能力,中国在国际社会得到的理解和支持也越来越多。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可结合“新型全球化”,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及时总结、提炼和宣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新型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元主体合作、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相协调、软联通与硬联通相促进等一系列新尝试,要对这些创新实践加以深入研究。二是既要坚持“开放的一体化”模式,又要注重有形的治理架构建设,要针对“一带一路”面临的现实难题和突破方向,进一步完善规则和制度建设,逐步做实、做强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和规律的新型治理机制。三是要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等地区性、功能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增进“一带一路”与联合国事务和发展战略议程的联通性,善于借力、善于构建更加广泛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联合阵线”。四是要坚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民生导向,增强项目成果的普惠性。要推动中国企业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落实“正确义利观”,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以人为本”的道义高度,重视和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教育、医疗、扶贫、减灾等合作,进一步充实健康、智力、绿色、和平丝绸之路建设的具体内容,打造更为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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