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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雪梅摄

　　每天早晨不到7点出门，下午5点下班，从鼓楼的家里走到故宫，不疾不缓，正好50分钟。这条路，故宫书画修复师单嘉玖一晃就走了快40年。

　　她的父亲单士元在故宫工作74年，曾是唯一一位工龄和院龄一样长的故宫人。“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而我成天触摸的是故宫的手卷、立轴、册页、贴落儿、扇面……”

　　古人把书画修复形容为“病笃延医”。所谓“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甚至提出“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主张。

　　修复一次，至少可以使古书画生命延长上百年

　　故宫的书画修复室坐落在故宫科技部的院子里，这是故宫唯一装了门禁的地方。书画修复室的门有两层，一层是后来加的，是为了防风。“门对面的纸墙就是书画上墙撑平经常要用到的，北京春冬的风太大，纸本身产生的拉力本来就大，一不留神很容易撕裂画心，自然更怕风。”门钥匙只有两把，谁最早来就去领钥匙开门，谁最晚走，就关好门窗锁好门将钥匙交还。“反正这钥匙是从来不允许出了科技部的门的。” 如此严格的通行制度，是因为文物在这里一放就是一个月甚至一年多。

　　最近，单嘉玖在修复来自符望阁北门西南间西墙的一张贴落儿，修复单上记载着文物号、文物名称、伤况、送修人、接收人、修复要求等信息。过去，只有重点文物才有修复档案，2006年起，故宫科技部开始为所有修复文物建立详尽的档案，要求详细直观地记录文物修复前、修复中和修复后的情况。

　　书画时间久了如同人老了生病了，难免出现断裂、破碎、糟朽、霉烂、沾损、残失等，故宫大量原状陈列的书画更是损坏严重，修复的目的是延年益寿。修复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长上百年。

　　故宫古书画修复对象为两大类：一是以传世文物为主的宫廷收藏，包括书法、绘画、碑帖拓片、帝后画像等，如《伯远帖》《五牛图》《清明上河图》；另一类是宫廷史迹，包括宫殿中的匾额，帝王臣工的书法、绘画。这些古董如果没有修复技术的保护不可能流传到今天。

　　195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组建了故宫的第一套书画修复班底，集中修复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单嘉玖的师傅、曾成功修复《五牛图》的孙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员。

　　“1978年冬，刚刚结束插队回到北京，正好故宫博物院招收文物修复人员，我就这样成为了故宫人。”那时，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

　　第一天上班，师傅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马蹄刀，让单嘉玖把纸上的草棍、煤渣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和光洁，这一刮就是3个月。练完了刮，再练刷——用鬃刷在旧高丽纸上刷，不能刷破纸，不能刷出褶子。“一开始觉得枯燥，但慢慢的，你能感觉到那个鬃刷划过不同纸面的阻力，甚至能感受到宣纸的膨胀与收缩，修复书画所需要的那种定力也慢慢地培养出来了。”单嘉玖回忆说，“3年的工夫，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各个朝代用纸特点和选纸方法，那些一开始觉得拗口的专业术语也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

　　如今，单嘉玖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师傅，“我的老师传授给我的，我也希望可以都传给我的学生。”

　　现在，修复室里有5个人，4张红色的长方大案依次排开，每个人要修复的书画放在一处，揭背托心用的纸、清污要用的毛巾、隐补用的纸和绢等工具都放在一起，门口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排笔、毛刷，墙壁上挂着尺子、起子。

　　受损书画的病情千差万别，修复师的功力来自长年的积累

　　“师傅们常说，书画修复，既不能不管不顾乱逞能，也不能缩手缩脚，真就需要胆大心细。”单嘉玖说。

　　古书画修复，简单说就是“洗揭补全”4个步骤，每个环节都是学问。揭是书画修复中最见功力的一环。“说起来揭的方法都一样，但是具体到每一幅画上的受损情况往往千差万别，有时会遇到新问题，这就得靠经验。有的作品一旦揭除干净，反倒损坏细节，这时就宁可留余层做好回固，也不宜强行揭透反伤神貌。有的作品画意非常满，只有图题和印记周围可作揭除点，但图题和印记又是作品的标识和鉴定真伪的依据，一旦伤及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缺失，就需要择轻避重，选择画作空白或画意较少的部位入手。”

　　单嘉玖对明代《双鹤群禽图》的修复依然记忆犹新。这幅我国流失海外的遗珠，现存德国柏林博物馆东方艺术博物馆。当单嘉玖清洗这幅画作时，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出现了——画作局部出现鼓胀，致使画中形象严重变形，并使揭褙和对受损画意的拼复格外困难。单嘉玖停下来寻找原因。原来，这幅画曾经过日本修复师之手。根据多年经验，单嘉玖怀疑是日本使用的“和纸”的膨胀系数与原作画绢不一致所致。后来的结果证明了她的这一判断，通过不断地闷润画心并及时控制与调整水分等方法，问题才迎刃而解，最后足足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才完工。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画医’，是因为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人病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取决于病体和病情。书画病了，怎么抢救、如何修复，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到国宝级的《五牛图》，下到养心殿的一张贴落儿，区别其实只有修复难度的不同。”

　　单嘉玖有个习惯，每修复一次具有挑战性的书画作品后，她就将修复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让大家分享它的修复过程。如今已经发表相关论文20多篇，“如果不把这些心得告诉别人，总觉得对不起这次修复，毕竟这门手艺靠的是每个人的钻研和点滴累积才不断完善的。”

　　用足够的耐心赋予一幅画新的生命，修复师会特别有成就感

　　“故宫的书画修复基本上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这样可以保证修复风格的一致性，这就像病人得有主治医生一样，你得对自己要修复的这张画负责，全盘考虑，如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程序，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推诿，而且你自己用足够的耐心赋予一幅画新的生命，也特别有成就感。”

　　中国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1700多年历史，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连修复所用的材料都是特别定制的。现在和过去唯一不同的只是书画被送到修复师手中之前，必须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做次彻底的“体检”，借助仪器而不是过去的肉眼来测知古书画所用绢或纸的年代或种类，然后按图索骥去配相同的绢或纸。之后清洗、揭背、托心、隐补、全色的过程则全部依靠手工。“即使现在的科技已经有最新的成果，也不会贸然地使用在书画修复上，只能用一些新的书画做做实验，看50年后它对书画有什么影响。”

　　过去，师傅们主要是身教甚于言传。“师辈们修复书画时，若是碰到连阴天气，虽是古稀之年，中午有时也不吃饭不休息，赶着把工作做完，就怕耽误了时间作品生霉。冬季供暖，工作室内温热干燥，把画卷贴在墙上绷平，时不时就得看一眼，一旦发现有的地方干得过快，就赶紧喷水，以防干湿不匀导致爆裂。”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单嘉玖。

　　做书画修复的，腿和膝盖会疼，因为老是站着。眼睛也会老花，因为用眼过度，还有很多其它的职业病。然而，这里的不少画医却都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又返聘回来，因为有太多的书画在等着他们。

　　“故宫博物院院藏书画作品约有15万件，总量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总数的1/4，其中包括师傅辈们修复过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等诸多堪称国宝的一级文物。现在这些书画当然轻易不会再修复了，但宫殿中大量原状陈列的书画都亟待修复，几代人都干不完。”单嘉玖说。

　　故宫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手艺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记者手记

　　慢慢来，代代传

　　采访单嘉玖老师前后一共5次，她讲的许多细节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她说她当年陪父亲去展室看展览，父亲若是拄了拐杖，进门前必将拐杖放到屋外的台阶上，“父亲跟我说过，他年轻时见到的老先生们都是这么做的，检查文物时都会把拐棍、雨伞搁在外面，生怕碰到文物。这算是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

　　有一次，一起采访的同行问单老师，“你修过的最有名的最有价值的书画是哪幅？”单老师慢条斯理地说，“对修复师来说，每幅书画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所说的那些国宝级的名画，现在都有良好的保存环境，轻易不会再修。但一些并不那么有名的画，也都是经历了岁月的侵蚀、战争的流离，还有各种不可避免的损坏，才有缘与我们相识，它们也反映着画家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艺术追求，承载着过去的重要信息，在我们眼里也都是宝贝。”

　　还有一次，另一位同行和单老师商量，想用一周时间拍摄一下书画修复的全过程。单老师说，书画的修复不可能在一周之内完成，有时你过3个月再来，也许还没有多少进展。

　　单老师这种观念在年轻人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喻理和陈文佳都是年轻的书画修复师。喻理是研究艺术史的，看过的名画不算少，可是他天天要做的也只是修复各种原状陈列的贴落。“就像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哪有挑病人的道理。”

　　有一次我问陈文佳，现在书画修复中有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可以用。她瞪着大眼睛说，“故宫修复的书画，可不是实验品，我们平常修复前都得要预判修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补救之策，而且每一步尽量可逆。新的技术，你敢直接用在这些书画上吗？”

　　第一次采访是4月14日，第五次去已是6月2日。

　　4月14日，单老师要修复的一幅手卷还在全色，6月2日，这幅手卷已经装裱得差不多了，天头、隔水都已补全。

　　4月14日，我看着单老师对一幅来自景祺阁、将用于太上皇宫展的宫廷画作进行揭背，由于原来的背纸太糟，她不得不用手指一点点地摩、搓，6月2日，她的徒弟喻理已经开始对这幅画进行全色了。

　　4月14日，陈文佳正在给一幅画全色，6月2日再去时，修复还在进行。

　　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而对修复室里的他们来说，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修复书画的细节上。